中国和美国正面临体制、历史、文化和利益的激烈碰撞。这是 21 世纪的重大事件。
由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和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共同主办的“ 2018 中国与世界思想对话会”于 4 月 28 日在清华大学举行。会议围绕中美冲突、中国改革等问题展开激烈讨论，含金量很高，也折射出中美在体制、文化、观念、利益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和碰撞。
本号转载其中的精华荟萃，与诸位分享关于经济变局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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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一代领导核心的领导风格有何感受？
方星海（证监会副主席）：在上海的时候有过接触，我参加他主持的各种会议，发现他有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地方，说话从来不提高嗓门，都是很平和的话，但是他的话的力量特别强，穿透力很强，都是不容置疑的话，他用不着提高嗓门来强调他所要强调的东西。
杨伟民（中财办副主任）：两个字“胸怀”。他不是要追求我这几年的政绩，他从长远的角度考虑中华民族，包括全人类的一个发展，比如他倡导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等这些思想，他绝对不是为了当前出政绩，但是他重视，从现在开始抓起，但是我相信今后大家会逐步看到，生态文明的思想和理念在我们全人类、全球的进步当中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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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战倒逼改革？
习主席在博鳌宣布扩大金融、汽车等领域开放力度。
方星海：中国特别需要金融的开放，为什么？一方面就是中国有很多的储蓄，但是我们的金融机构，我们的金融市场的能力还比较差，没有办法把这些储蓄很好地配置到实体经济当中，所以我们应该引进更多的、更有能力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以及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比如投资者，能够把中国的储蓄更好地配置到实体经济当中去，这是我们最缺的。
我们一直在研究，或者在实施开放。没有特朗普的推动，我们的开放会慢一点，推动了我们更快一点，其实我们是欢迎他的推动的。这就是我们自己本来就要做的一件事，推一下没有什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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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市场经济吗？
英国《金融时报》的副主编兼首席经济评论员 Martin Wolf（马丁·沃尔夫）：西方世界有一个比较大的争论，中国是不是一个市场经济，这是非常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其中有一条观点是国有企业，他们在中国经济中有非常巨大的一些份量，他们有一些特权，能够获得一些优惠照顾，比如银行体系照顾他们，其它情况下他们没有破产之忧，如果完全做成自主性企业，这是不一样的。
宁高宁（中化集团公司董事长）：这一点确实是很多人的想法，我在国企干了 30 年，听了很多次这样的想法，我还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银行家主动找我，借给我钱，没有任何前提条件。
为什么国有企业可以简单地借到钱，和小型企业相比，我们借钱更容易，因为我们能还。因为我们信用好，因为我们没有呆坏账，没有欺诈，因为我们能够有这种资产。花旗银行那些包括外国银行也会愿意给我们借钱，我们还本付息。我们的信用更好，我们的信用评评级更高。
所以我觉得刚才那种说法说，国企可以简单不破产来拿到银行的钱，这种说法不对，这不是和高负债率、流动性问题有关，这样的解读不对。我们看到国有企业的评分，有 A 级，有 B 级，有人付息按照 6% ，有的企业按照 3% 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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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战 or 修昔底德陷阱？
杨伟民：刚才讲到贸易战背后的一些考虑，只让中国生产 T 恤，让美国生产高科技，进行这种国际贸易的交易，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合适的。
中国现在正在走向高科技，华为等企业恰恰就是我们实行市场经济的一种结果，并不是政府让他去干这个事，这是一个经济规律，必须做更高附加值的产品。
方星海：贸易战可能会稍微扰乱一下中国抬头，但是没有办法阻止。我们增长会放缓，但是放缓增长是可持续的，我不觉得美国会长时期一直很有战略出击，因为中国不是日本。中国对于美国的很多利益方来讲是非常有利的，所以我们可以把这样一种利益放大，去得到更多美国这些利益团体的支持，这样的话美国的一些战略可能没有办法去完全协调地铺开。
《世界是平的》作者Thomas Friedman（托马斯·弗里德曼）：刚才讲到中美这个词，可能中美真的是“异国两制”。我们两国之间利益相互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政体不同，我们的理念不同，同时我们发展阶段也不同，在过去的 30 年里，我们还是很好地去来管理我们的不同。比如说中国对于企业的发展，资本的使用，政府的补贴支持，以及怎么来做竞争管理有不同的一套规则，中国还是停留在做低附加值的产品，不是做微电子，做芯片，这样一个差异，我们是可以容忍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处的这个时机在于中国在推进 2025 的议程，中国的一个发展也是在做一些，不再是 T 恤或者做电池、光伏，我们也在看中国发展 AI 、电动车、高科技的一些产品，我们觉得这会让我们的经济受到威胁，这才是我们讨论有问题的一个点。“异国两制”，两个国家在过去 30 年里，能够相互容忍，我觉得未来也是可以的，但是目前的时点上，可能不仅仅只是一个贸易战的顾虑。
水门事件揭露者 Carl Bernstein（卡尔·伯恩斯坦）：刚才尼尔讲到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差异，我们有独特的关系，这个历史时点上或者过去两个国家之间能够互相配合，为人类，为他们各自去创造贡献，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和平的发展，中国在过去 25 年、30 年里，取得的这个成就，是我们前所未见的。这是整个大背景。现在我们所处的不仅有政治层面，还有文化层面的一些不同。为什么我来参加对话？我觉得对话的目的和想法是在双方之间这样一种不同，找到共同的话语。在目前的时间点上，贸易战岌岌可危，我们可能需要两个国家、两个文化去找到一种方法，去来化解这样一种压力。
最后回应方主席的观点，讲到风物长宜放眼量，我们在短视和长视之间也有一个文化冲突，同时美国的政府领导又是非常短视，中国有长远眼光的一个优势，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怎么拿出一个姿态说，我们是想化解这样一个矛盾，这是从中方角度出发。所以考虑到中国现在系统上或者说制度上比我们能够更快地做出反应，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经济体系。我们讲到，中国有一些去协调、应对的机制，在金融危机里特别明显，美国可能没有，中国的体制、中国的政党、中国的企业界面临着我们可能会出现的贸易战，我们需要采取步骤，做出姿态，来表示我们要化解这样一个压力。
Thomas Friedman（托马斯·弗里德曼）：我觉得问题在于中国从 T 恤衫到腾讯，这是事实，但不是这样的。因为欧洲其实也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跟欧洲没有矛盾，没有问题，每十年都会有新的东西出来。因为我们对他们前进道路做法有异议，到底企业自主行为还是政府在背后呢？
Carl Bernstein（卡尔·伯恩斯坦）：美国不是特朗普，特朗普代表不了美国，这是前提。说到长远政策，先把它放一边。现在问题要打起来，怎么讲，应该什么样姿态，什么样姿态中方能够显示出来，现在这个时间点把导火线浇灭了。理念也好、长远也好，先放一边。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是我们最关心的，就说现在。你们的这种制度或者你们的规则让你们能够更加灵敏地做出反应，你们打算怎么做？
Martin Wolf（马丁·沃尔夫）：但是有一点，我们在这坐着，需要大量的工作介绍，把你们的制度去神秘化，这方面你们做得不好。我可能因为做研究，我知道会了解的比较多，但是你们在介绍自己、说服别人方面做得非常不好。所以你们会听到在现实当中有这么多的一轮一轮的质疑和怀疑的声音，可能是关于民粹问题，我也不想讨论中国的政治体制或者美国的政治体制，我只是说现实情况就是这样。
你要捍卫你的核心利益，你们很聪明，很能干，有的时候很强硬。但是能不能有一种利好的方式，让美国人能够更好地接受呢？我不是美国人，但是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虽然英国人跟美国人很不一样。尤其是特朗普的政府，也很难缠。他是用一种非常强硬的方式在放大性地宣传美国的一些想法。所以你需要一些具体的东西，你要讲的很具体来劝说。
美国历史学家、“中美国（Chimerica）”的提出者 Niall Ferguson：对于我们刚才做的讨论，我的一个反应是，可能缺失了一点很重要的，这就是这种对抗的原因是什么。特朗普总统可能是加快了这样一个对抗，之前就有。
中国 GDP 水平已经跟美国大致相当，根据世行的评估，2030 年左右基本上达到按照平价比一样的体量。中国之前有这样一个追赶的心态，现在不同了。中美两国，现在这两个合作伙伴，婚姻的两方越来越像了，包括在居民消费等等各个方面，还有在技术的一个能力方面，跟十年前相比更相近了，没有人会想到中国的一些互联网企业，现在会跟硅谷的这些大企业匹敌。
这样一个条件下，美国不管有意还是自发的，一定会来扰乱追赶者，一定会对中国跻身于一流国家会有一定的抑制效果。总统当选之后，经济顾问马上有这种论调，贸易战就是有一个去抑制中国爬到顶部这样一个意味。这种趋势一定会有的。因为就像老师跟学生的关系，原来学生现在要爬到老师头上来。
从我朋友马丁角度来讲，自由贸易肯定合理，所以这种反自由贸易没有道理。但是如果看地缘政治的话，又是非常合理的。中国当时在和平里做建设，做了追赶，可能美国只有最后的一个机会来给中国制造一点困难。
Thomas Friedman（托马斯·弗里德曼）：班农不代表美国，不是常态，是意外。我们不觉得是恐惧中国。中国一定会增长、一定会追赶，我们会把它认为是合理的。班农不代表美国，如果中国这么解读，而且做出这样这样一种应对，一定是错误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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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领导
李君如（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十九大里面提出新的概念，引起西方一些朋友的警惕，就是全面领导，十九大说了一句话：“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他们感到很警觉，你们是不是倒退回去了？我说不是，这是要讲清楚的。过去是一元化领导，什么都是党政不分的，现在党政各有自己的职能职责，但是重大决策由党来提出建议或者做出决定。党的全领导这个概念不能理解为倒退，而是体制的探索。
政权的治理和社会治理、市场治理，三角形通过民主法制，中国加了“德”字，用道德管干部。这个三角形上面，我们多了一个东西就是党，党要领导集体，党要领导市场，领导社会，基本上把现在中国的探索体制就是这个构架，三连体体制。不是自由主义体制，也不是新权威主义体制，我称为民主集中制体制，这个体制要使大家都读懂要花费时间。马丁说要你们去神秘主义，我是赞成，我对我们的制度确实没有完全讲清楚。
Thomas Friedman（托马斯·弗里德曼）：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早期，党是中国的领路人，邓小平曾经说过，对于党也好，对于中国也好，如果有权力更迭，如果有任期制，绝对是好事，因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经历了毛带来的文革浩劫，邓说过，对党/对国家都是这样的。任期制有好处，为什么现在要从最高的设计顶层把任期制取消掉？
李君如：党的领导是核心问题、关键问题。党的领导好与党的领导人任期是两回事，党要领导一切，不是领导人领导一切。这是很大的误读。首先要说明，党是一回事，至于谁当领导人，都要听取方方面面意见之后，来为党服务，然后做工作。这是领袖的责任。不是党的领导就是指领袖领导，这个是一定要区别开来。
领导人任期制问题，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规定，我们也在探索。现在有误读，邓小平当年改革，怎么现在又倒回去了呢？邓小平取消的是什么？取消的是终身制，实行的是退休制。现在是不是要回到终身制，现在是不是不搞退休制？结论就是，没有回到终身制，没有取消退休制，任何一个党的干部到时间都要退休，不要把两会这条误读退回到终身制、取消退休制。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很多时候因为错误观念判断正确的行动，这次修宪还是正确的，80 年代，82 年修宪，权力约束任期制，怎么约束权力？当时政治学理论、社会科学都不知道，怎么约束？美国两届任期，总统制严格任期，但是美国参议员终身制多的是。另外一个制度是议会制，在欧洲，比如英国、德国、日本，没有任期制约束，德国二战以后，阿德纳从1949 年- 1962 年，科尔从1982 年- 1998 年，默克尔已经干了第四届了。我们的修宪，82 年的时候，以总制统的帽子套在议会制头上，我们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同于议会，但是类似于议会。因此我们回到事情的本身，我经常说在中国，甚至包括世界，总是以错误的观念判断正确的行动。
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有什么根本不同？我把政党分为四个类型，第一个是美国式政党，典型的选举机器，从 1801 年开始。第二是阶级政党，像社会民主党、工党，英国的，最后沦为选举机器。第三是发展中国家，追求民族解放，民族主义政党，追求独立。中国共产党是什么？称为建国党，1921 年到 1949 年，28 年，事实上它在做的事情是什么，重新把国家组织起来。因为现代国家什么含义？国家权力无处不在，渗透性。从晚清到北洋政府，再到蒋介石国民政府，为什么一遇到外国都失败，对外战争屡战屡败，就是国家组织不起来，因此共产党革命前世就是重新组织国家的过程。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根本不同。
列宁是属于成分建党，是共产阶级、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不仅仅是一个工人阶级，跟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立以来，吸纳人员很多，毛泽东井冈山在江西搞革命，哪里有工人阶级，凡是优秀的人都愿意参加。中国共产党代表面非常广，实际上各个阶级里面都有中国共产党人，现在九千多万党员，如果成立家庭的话，一个家庭，三口、五口之家，几亿共产党，所以中国共产党代表性是世界上独一无二，不是一般的从阶级意义上的政党，确实是一个既有阶级性，又有人民性和民族性的先锋队，所以中国共产党在里面两个先锋队，这是共产党特点，这是历史决定，不是谁设计出来的。
世界上国家为什么越来越多？1945 年联合国成立的时候，成员国只有 54 个，今天是二百多个，怎么会越来越多。这是一个问题。因此，我的问题是什么？21 世纪，中国面临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如果不是共产党，可能也会分裂。一方面看到欣欣向荣，也要有这种危机意识。
前几天政治局学共产党宣言，30 年没有提的一个词这次又提出来，叫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流派非常多，科学社会主义核心就是坚持人民的主体性，或者以人民为中心，当然这是共产党宣言当中当时提出来的。
所有其他政党都是为部分利益，只有共产党是为全人类，没有自我利益。我们比较研究人类到现在有两条秩序，一个叫自发秩序，一个叫做人为自序，自发秩序第一步市场经济，第二步社会结构分化，第三步多党制。多党制以后，我们面临一个问题，人民在哪里，人民主权在哪里？多党制肯定弱肉强势，社会分裂，宗教党，民族党，我们第一步是市场，第二步也是社会分化，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化很厉害，第三步不一样，共产党领导。人民主权概念如果在多党制之下是碎片化的。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民本主义，人民主权，他事实上是按照浓缩的理论，它是一个整体概念，具有代表人民主权概念，两条不同的秩序。
Carl Bernstein（卡尔·伯恩斯坦）：可能是我们美国的一个误读吧，我们不但冷战时期，我们在美国没有对共产主义再形成一个概念，因为我们的共产主义的一个认识还是停留在苏共的阶段。当然苏共跟中共两块肯定没有太多的可比性的，但是由于我们对于共产主义的理解是如此根深蒂固，在冷战时期被塑造起来的，所以您讲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我们双方任何一种合作的障碍，中国现在可以去做很多事情，美国也可以。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历史包袱，我们现在的大背景和早年美苏之间竞争大背景完全不一样，美苏竞争时代大背景并不适用于今天中美竞争。
叶小文（原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美国人觉得中国这个国家神都不信，礼拜都不做，这个国家还怕谁？认为这个国家很可怕，没有确定性。你们是对我们这个国家误读了，中国是唯一四大文明里没有中断的文明，美国历史才多长时间，我们寺庙大殿里一根木头三百年比美国历史还长。中国历史上没有宗教战争、宗教冲突，这个民族能够延续五千年，理念就是和为贵。
虽然共产党不信教的，但是是唯物主义者，我们是真诚地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为了团结人，不是喜欢不喜欢宗教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来了，信教的必须要对他们管理，我就是搞管理的。现在引导鼓励我国的宗教中国化，比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还厉害，为什么？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都得中国化。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就死了，何况宗教就算伟大了，是先进文化也得中国化，因为它就是融入中国文化。
历史上天主教进来就不拜祖宗，大家就很生气，在中国不拜祖宗，礼仪之争，导致百年禁教。
佛教从印度传来的，两千年前传进来，当时很牛，沙弥忌王者，改了，叫和尚，我理解就是以和为尚，而且一定要利国利民，不应国主则法事难立。
梵蒂冈现在教皇很愿意改善和中国的关系，风物长宜放眼量，他愿意随时和台湾断交，保证随时明天就可以。但是有一条，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区别，基督教可以直接面对上帝，但是天主教要通过他才能面对上帝，主教都要归它任命。问题在这，中国主教都归你任命，这个事情就有点问题了，我们是原来交给你任命你不任命才自己决定，今天你推行来管我们的干部就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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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气而多疑的美国
阮宗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习主席对外交的投入是前所未有的，去年他自己说过，外交工作是我投入的精力最多的工作之一。实际上，习主席现在在中国外交上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中国是一个快速崛起的大国，中国的意图和中国的政策是需要有透明度的，让外界了解你究竟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想要干什么。过去美国人经常批评中国搭便车，也不告诉我你要干什么。十八大以来，中国人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思想以后，美国人着急了，你的思想太多了我消化不良，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现在是这么一个问题。现在中美关系对于中国最大的挑战，是美国变得越来越小气，变得越来越猜疑，变得越来越敏感，变得越来越不那么好打交道。多年前我在美国工作，那个时候美国很自信，跟一个自信的美国打交道相对容易，跟不那么自信、小气的美国打交道很难。
说一个观点，讲到今天的贸易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我认为不是光是一个特朗普问题。换句话讲，没有特朗普，恐怕今天的这样一个冲突以其他方式会表现出来，有一种必然性。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中国现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就是 60% 的困境。在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碰到两个国家曾经要挑战、赶超美国，第一是当时的苏联，他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GDP 最高峰超过了 60% ，第二个是上世纪 80 年代- 90 年代初，日本 GDP 当时超过了 60% 多，将近 70% 。苏联政治意识形态跟美国不一样，肯定要打压、遏制。但是日本是西方的一员，也是美国盟友，但是美国同样手下不留情。中国去年的 GDP ， 82 点几万亿，换算成美国，中国 12 万亿多，美国19 万亿，中国已经超过 60% ，所以我认为中美这样一种冲突，或者这种较量有必然性的。所以这场贸易战，最后一句话实际上超越了贸易本身。
一方面中国面临的问题是没有把中国的事情讲清楚，或者不擅长讲中国故事，我们做的好，讲的不好。但是另外一个方面，特别担心中国讲清楚了世界更害怕，这就是十九大报告。有的美国朋友讲看了十九大报告以后胆战心惊、夜不能寐，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配标配，就是美国，你怎么也要成为这样一种国家。
这里面很大的问题，就是美国现在对自身很多问题暂时找不到一个很好解决办法，美国对华政策反思，他认为过去几年对话政策是失败无效，认为美国很失败，没有改变中国。出发点通过这个改变中国，现在觉得没有改变，对中国无效，认为是失败。恰恰这是美国朋友的问题，为什么改变中国，中国就是中国，没有人可以改变中国，中国只有自己可以改变。我们 40 年前做的事情，中国改革开放改革，我们改变了自己，影响了世界，所以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改变自己。但是如果把美国政策定位为一定要改变中国，肯定是一种失败的。
我不觉得现在或者未来有国家能够去打压中国，因为太晚，不太可能。中国现在能够自主做决策来实现中国梦，但是美国人能做的也是去为中国未来的道路设一些路障，这是有问题的，这是挑战所在。
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大使 KishMore ahbubani（马凯硕）：我想结束的时候去提出一个有挑衅的观点，需要研究一下丰富的历史，还是有这种非常深刻的西方对于黄色模式的一个恐惧，非西方势力的一个崛起，对西方人的一种心里恐惧。如果我们想要去杜绝这样一种后果的话，我们必须要非常谨慎。
Niall Ferguson（尼尔·弗格森）：美国这一届政府立场还是非常分立的，所以他们 5 月 3 日派代表团来谈判，他们的观点可能很不一样，这样一种碎片化分立立场，可能会有一些难度，这样一个对抗可能会是比较短期、暂时的。
国际秩序机制必须不能垮。比如世界贸易组织，在贸易这一端，还有欧盟的机制，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一个担心，作为欧洲人必须这么讲，美国可能会愿意去让 WTO 跨掉，至少政府里有一些人这么想的。这一点必须要千方百计避免，因为两个大国之间的合作必须基于秩序。比如联合国在外交、战略方面这样一些机制必须能够长存，所以需要在特朗普政府里这一任里维系他们。
Martin Wolf（马丁·沃尔夫）：中国会有非常重要的同盟。如果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他对于现在已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有某种承诺，将会得到更有份量的同盟。世界上有很多人，不管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国家，他们可以能够很好地适应中国的这种崛起，如果中国能够证明自己是能够接受现在世界这种所谓常态。至于特朗普怎么着，下周怎么做，我没有想法，他太多变了。
Thomas Friedman（托马斯·弗里德曼）：特朗普政府在贸易上要挑战中国，但是与此同时，他又用在钢铁和铝的问题上挤兑欧洲、日本等盟友，这种做法美国政府的立场是非常自相矛盾的，所以不可能成功的。
7
高质量发展
2018 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 6.8% 。
杨伟民：看经济形势有两个不同的维度，第一个维度看 GDP ，现在的 GDP 增速是 6.8% ，我觉得可以至少打 90 分；第二个维度，从长远的角度看，我可能打 70 分，我们要看长远、可持续发展，不要只看短期的 6.8% 。总书记也是这样，他不在意当前短期的经济波动是下一个点还是上一个点，他更在意长期的可持续。
我觉得不怕贸易战，现在的经济增长，内需占的比例是很大的，外需占的比例不到 10% ，大概 6% - 7% ，去年还是贸易增长最好的。所以假如说完全没有进出口，完全停止了，我们去年的增长速度是 6 ，而不是 6.8 ，6 就足够了。
现在中国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衡量高质量发展的指标可能会有很多，比如看效率，看每投资一块钱能不能获得更多的产出，看排放一吨二氧化碳能不能有更多的产出，看消耗一吨能源能不能有更多的产出。
从产出的角度来讲，如果改革成功了，那么效率，包括劳动力效率、资本效率、环境效率、能源效率、土地效率等等都会总体上有一个提升，这是宏观意义上来讲。
还有很多指标可以看，比如说民营企业，无论是在产出、总产值，在就业、税收等方面，都已经大大超过了国有企业，这和过去 40 年前完全不一样，40 年前，工业里可能百分之百都是国有企业，现在 80% 的是民营企业，60% 的税收是民营企业。
方星海：我觉得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到 2025 年，我们的负债率要下降 40% ，就是债务对 GDP 的比重要降低 40% ，污染一定要大幅度的减少。
与此同时，经济还能够保持持续的发展，差不多 5%、5.5% 的平均发展水平，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是成功，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8
国企如何改？
中化集团董事长宁高宁：真正国有企业改革的终极目标和做的方法不是企业可以决定的，是政府来驱动的。
从现在来看，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定位，最终希望国有企业在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什么定位，政治定位，经济定位，产业什么样的定位，还要不断地深化和优化过程之中，因为定位问题，国有企业的改革深一脚浅一脚的，到底怎么改法。全私有化行不行，肯定政治上不行，不改行不行，效率提高不了，我们目前在摸索过程。
现在混合所有制，大部分处在国有企业的二级企业里面，相对规模比较小，混合所有制其实就是合资，以前搞了很多年，过去基本上从所谓的改革治理结构、董事会层面说的比较多，今天改革所有权、所有制，所有制里面比较长远改革治理结构，目前来讲，谁占大股，怎么决策，和政府的要求，包括产业政策什么关系，这里边还在继续的一些摩擦在里边。
华润集团董事长傅育宁：从体制机制上探索文章，我们设立了一系列的私募基金类的产业基金，围绕企业的转型，解决的要害在基金的决策机制，基本上是完全市场化的机制，有激励，有约束。希望和新技术、科技创新的过程当中，市场机制作用发挥更明显一些。
杨伟民：国企改革没有终极目标，改革永远在路上。我们没有设定一个 2020 年国有企业要改成什么样，很多都是在试点，都是在探索。
我觉得在任何一个文件，包括国企改革文件，并没有清清楚楚、完完整整把未来国有企业的样子画出来，现在画不出来。
不是国家不管，国资委应该转向，国家对国有企业还要管，发改委按照行业管理来管，该怎么管怎么管，关键国资委怎么管，过去管人、管事、管资产全管，现在打破“三管”，要转向管资本为主。
这次十九大提出来，不要做强做大国有企业，他们都做得很大，但是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负债率很高，做大国有资本真正是国有的资本让它做大，不是借贷，看起来资产很大，负债率很高，没有意义，不是追求上五百强什么，没有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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